19世纪末，新加坡还处于旧式华文学校，也即以私塾、书院为主的私塾教育时代。教学内容则以识字、记账珠算、尺牍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私塾多借用会馆、宗祠、庙宇为教室，教师多从中国聘请如落弟秀才等。

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兴学，缘於中国戊戍政变，康有为亡命海外，南来提倡兴学。迨至1905年清朝工部及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遣商务大臣张弼士、视学刘士骥南来劝办商会及学校，促成新加坡华人学堂纷纷建立。1905年1月30日的 “养正学堂” （后改名为崇正学校），属于私塾性质，陈楚楠先生便是发起人之一，租他位于美芝律的合春号公司为校舍，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其次是广肇学堂（后改名为养正学校），成立於1905年3月6日，是广东人赵沛堂等所倡设。成立於1905年3月6日。其后应新（1906年5月5日年嘉应人创办）、启发（1906茶阳会馆创办）、潮州人创办的端蒙学堂(1906年10月1日)、由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堂(1907年11月8日)、海南人创办的育英学校（1910年）相继成立。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到新加坡来，并成立同盟会及多家书报社之后，在书报社的推动及新加坡华社领袖的纷纷出资赞助下，开始办起了华人学堂，使到新加坡的华教学校，从私塾时代走进新式学堂时代，可说催生了学校的诞生。
端蒙学校成立于1906年10月1日，是潮洲人陈云秋、廖正兴、张霞生等二十八人发起创办。端蒙学校的发起人之一的沈联芳，祖籍广东潮安，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也很早就表现出爱国热诚。1904年跟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起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带到潮州派发。后与长子沈子文一起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创组《中兴日报》宣扬革命。为支持黄花岗起义他个人独捐3500元。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多有捐款热心支持。他逝世时孙中山还亲自电唁慰问其家属。

另一位革命潮州先贤陈振贤，祖籍广东潮安县，为四海通银行经理。他生前活跃于华社，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南侨筹赈总会常委、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历任义安公司副总理，对华社和潮人福利建树良多。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端蒙学堂（后改名为端蒙学校），校址暂时借用禧街（Hill St）门牌52号，仅有师生68名。1913年迁至怒吻基（North Boat Quay）门牌13号。1918年，校舍迁入‘丁律’（潮语发音）登路97号（97，Tank Road）新校址，正式开始用普通话教国语课。至1937年除英文课之外，各科已采用华语教学。

鲜有人知道的是创立于1924年端蒙分校的校史。1918（民国七年）年由张永福、曾广秀、许惟烈等美芝路潮商发起函请总校建分校,由于经费不足而延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端蒙分校先租民房，于7月1日成立时招收附近的学生90余人。张永福、陈秋槎任分校董事部正副总理。因学生人数增加，于是竭力筹款，以7千5百元购置5千8百余方英尺旷地，越二年建立于小坡民多路33号（33 Minto Rd， Minto是英殖民地官员）分校新校舍启用时学生已增加至200人。此后十几年，总校与分校并肩发展，校务蒸蒸日上。 端蒙分校
端蒙学堂的建校捐款大部分来自早期成立的 “万事顺公司”（民间秘密会社），该公司由原籍庵埠东溪的航运界先驱王钦、王丰顺等于1819至1820年发起建立粤海清庙（会址是新加坡河口的一间小茅屋），宗旨是祭祀天后圣母（位于菲利士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于1852至1855年从河口迁入现址后重建，地契属于义安公司）与辅助教育。昔日南来的移民上香添油酬谢神明护佑；还愿或捐赠，日积月累善款交由万事顺公司管理，该公司在兴学办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渐渐式微，公司信托机构一直被保留下来。

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由佘有进创立，1930年设办事处于粤海清庙内，1963年迁入潮州大厦)，次为端蒙学堂(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此后, 便一直没有潮州最高机关的创设。

1928年，张永福、林义顺等为要交涉义安公司产业献给潮人公管，于12月12日假端蒙学校举行临时筹备委员会议。推选包括林义顺、李伟南，陈秋槎，杨缵文、吴竹村，李金赐，黄蔚延，林雨岩等8人起草章程委员。1929年2月2日通过章程。2月5日在端蒙学校开筹备委员会议，与会者选举临时董事职员；林义顺被推选正总理 ，于该年9月8日由林义顺、黄蔚廷、刘正兴、寥正兴、郭廷通、陈敬堂、李伟南、张永福等40人委员成立，联合登报发起筹设新加坡潮州会馆1928年9月15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召开潮侨大会，讨论组织潮州会馆，到会乡人踊跃，共有五十余人。议决定名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临时办事处暂设端蒙学校。

1933年，总校向土地局借丁路校舍对面的火车桥旧址旷地，皇家山（福康宁山）山麓建立运动场。因此推动了学生体育运动人才杰出。1936年10月1日，端蒙学校庆祝建校3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运动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学校被逼停办。和平后，端蒙总校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上课；分校在1946年7月继续正式上课，学生人数鋭增。1955年，总校增设中学部，1958年，更开办高中部，校舍也一再扩建，1962年，巍峨庄严、设备齐全的端蒙总校新校舍落成。

1967年，创校43年的端蒙分校因校址被政府收回另作发展，校长及教职员调任他校，学生除了部分转入总校外，其余都被分配到政府新建的学校肄业。至此，端蒙分校遂正式关闭，而总校则继续负起作育英才的神圣任务。每年培养大批德才俱备、中英兼通的毕业生，为建设新加坡而尽心尽力。

60至70年代，可说是端蒙总校的颠峰期。学校师资阵容日益强大，学校设备也臻至完善，学生在学术与课外活动的表现更是成绩斐然。端蒙一跃成为新加坡顶尖学校之一，是莘莘学子的学习乐园。可惜到了90年代中，由于城市重建，学校因为学生人数逐年递减而不得不停办。劳苦功高的老师无奈地转到他校服务，美轮美奂的校舍虽保留但充作其他用途。从此，端蒙总学也就尾随分校走进了历史。

朝阳学校成立于1952年，坐落在潮阳会馆内（299 River Valley Rd）。至70年迁址代转型为朝阳特别学校。

义安公司在二战前也提倡女子教育，因此在1940年于里峇峇里路299号洋房创立义安女校。1967年兼收男生，于1982年迁入马林百列时改名义安小学。

1963年5月25日义安学院成立，于97号登路端蒙学校左座20教室内上课，1967年由私人学院成为公立学院。1968年迁至金文泰现址。1982年3月，正式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早期潮州人创办的私校有植哲学校（建于1927年，里峇峇里路261号李坤兴办），擎青学校（建于1929年，士鲁马里路，林品端办，1940年改为公立学校），醒华学校（建于1930年，蔡祝三办，后港林大头路），陶蒙学校（建于1934年，黄愫及当地人办，杨厝港11公里），陶英学校（建于1940年，林春林自办，大坡力街4号）还有其他如树人、培英、洛英、辅女和中国公学等。

参考文章：
《革命激发华文学堂蓬勃》；作者张曦娜 2011-10-6 《联合早报》。
《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作者莫美颜 2011-10-6 《联合早报》。
《潮人教育事业》；作者黄今英《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特刊》
《潮州先贤创粤海清庙浓缩180年华人奋斗史》;作者韩山元.《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特刊》
《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education_sources.htm

1900年惠州起义时就首次用了这面旗为标帜。而尤列则在南洋各地创立“中和堂”时，要求各会均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也是海外华侨团体以革命党徽号作为标识的开始。不过当时旗上的日光分叉数多寡不一，后经孙中山解释：日光叉数应当代表干支之数，也就是12，从此才确定下来。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与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同盟会，成为创始人与骨干。以及其他小团体员陆续加入，来自不同阶层共同参与同盟会的创始与组建。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将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团员团结在一起。，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华兴会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刘揆一等组成。

光复会涌现了象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鲁迅、秋瑾等无数革命英烈与先驱的光辉形象，为后人所传诵。

共进会由张振武、焦达峰、孙武、熊秉坤、伍廷芳等组成。

文学社由蒋翊武、刘复基、张廷辅、胡瑛等组成。

其他成员还有邹容、陈其美、徐宗汉、林觉民、廖仲恺、谭人凤、林森、唐绍仪、阎锡山、胡汉民、陈炯明、蔡锷、汪精卫等。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召开会议，张永福出任副会长。1906年6月在晚晴园改组同盟会，张永福出任当选为会长。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时讨论有关同盟会会旗（未来国旗）一事，孙中山先生主张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设计方案，可是到会人士中也有不少人表示不同意， 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正巧陈嘉庚先生替孙中山先生倒茶，不慎将开水冲到孙中山先生拿的朱砂笔上面，一滴朱砂汁忽然自孙先生笔上掉入杯中，杯内顿时变成红色乾坤，灯光透过茶杯，映红了十二角星，婉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孙中山先生说，“红乃幸运之色”这是天意。决定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定为同盟会的会旗。（注1）

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同盟会会旗。根据后来的解释，旗上青、白、红三色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同时也代表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立国的初衷。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旗样式并未最终通过决议，但是孙中山在此后所领导的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黄花冈等历次起义中，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话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同盟会南洋分会副会长张永福夫人陈淑字（一说淑宗）。孙中山提出青白红三色旗的草图和构想后，陈淑字就刺绣了四种草案的图样，中间还有自由钟的图样绣着“国民万岁”四字。这草案悬在晚晴园议事厅里，孙中山经常抬头仰望。这面由陈淑字缝制的原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原本在日军来时寄放在张永福的侄女张漱珠（卢立本夫人）在经禧路的家中，他们的家不幸被炸，全家仓促逃难时却不幸的被洗劫一空。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知所踪。

幸好张永福在1933年出版的《南洋与创立民国》，在书中刊登了这四面旗的图样，才得找到文献上的记录。
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还加了一段说明，指出该面旗其实在1928年便已失落，幸好被怡和轩俱乐部的杨岐山、丘继显发现，知道是民国前重要纪念物后以重金买下。他们知道张永福准备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后，决定物归原主，把那面旗送回给张家。张永福还在书中加了一张陈淑字50岁时的照片，并说明她绣制该面旗时才22岁。
http://seventhdusk.wordpress.com/2009/08/16/晚晴园里飘扬的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

1906年冬天在东京会议上，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宋教仁、陈其美就主张用五色旗了，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不承认青天白日旗。而到辛亥革命，江浙地区脱离清政府的时候，用的也正恰恰是这面旗帜。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

五色旗

廖仲恺和黄兴主张用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反对青天白日旗。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就曾明确表示，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即日军军旗）相近”（冯自由《革命逸史》）。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就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井字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孙武与焦达峰的十八星旗，黄星代表当时的十八省；示皆黄帝子孙，红底示铁血主义。

十八星旗

1911年12月4日，孙中山还滞留国外的时候，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即商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因其“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 (注2）

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当五色旗作为国旗方案再次交付表决时，全体参议员起立，三呼万岁，通过决议。同年6月，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国旗统一案》颁布施行。由此，五色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海军军旗）。此后孙中山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也好，指责段祺瑞毁弃约法也罢，可无论如何，他不能否认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合法性、也没有理由去否定其通过法案的正当性。

然而事实却是，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正式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再往后，孙中山不管是在1917年任非常大总统，还是1922年做陆海军大元帅，“国旗”用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不断的斗争失败，使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情结最终成了心结，至死也没能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国旗飘扬四海。在他身后的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出师北伐，但凡攻克之处，都一律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党旗才得以并列在中华民国的正式官方文件上，今日的台湾地区还在延用。

1928年12月，北伐成功，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得以通行大陆；此后完全取代五色旗。

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孙中山衷心的非法国旗至此总算真正取得了合法地位。

• 注1：辛亥革命网–《晚晴园的故事》。作者陈初电；据史料记载，广州历次起义时革命军就采用了这面旗帜。孙中山先生赴美筹款时，在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上面也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我根据陈嘉庚编写的《南侨回亿录》中P37 、 杨进发编著的《华侨传奇人物》中P201 P202 以及韩山元等人的文章为依据而进行创作。根据陈嘉庚编写的《南侨回亿录》中P37 、 杨进发编著的《华侨传奇人物》中P201 P202 以及韩山元等人的文章为依据而进行创作。

• 注2：依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决议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因此孙中山在否决《国旗统一案》后，法案重回代理参议院（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表决，但未能获得2/3多数同意。《国旗统一案》被暂时搁置。
参考资料： 2011年10月06日早报 –张永福 土生土长的辛亥革命先驱作者：谢燕燕
2011年05月13日 广州日报– 尤列：手刻“民国国玺”
http://www.xhgmw.org 辛亥革命网
2011年09月14日——油画《晚晴园的故事》作者：陈初电

http://en.wikipedia.org/wiki/Xinhai_Revolution

1993年8月28日举行的第一次民选总统，王鼎昌先生打败了前高级公务员蔡锦耀先生获得百分之五十八点七的选票。1999年到2011年，纳丹总统在无竞争对手之下连任至今。

18年后的2011年，出现了4个陈总统候选人，民选总统的职责是什么？总统的权力监管范围之“可为不可为”也成了最大标题。

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总统的职权是受宪法限制的。新加坡总统拥有监管权(custodial power)而不是行政权（executive power）。总统的象征地位比总理大，是国家最高元首，不过决定国家政策和治理国家的行政权归总理和内阁所有。总理和内阁必须向国会负责，而国会最终得向每5年的选出议员与向投票的选民负责。总统的职责是保管国家储备金的第二把钥匙；保障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对政府起一定的制衡作用，政府若变得腐败，总统是阻止不负责任的政府摧毁国家的安全机制。

根据宪法，总统具有五各方面的否决权。

一、他可以拒绝让政府动用历届政府所累积的储备金。
二、他可以否决政府提名某些人出任公共部门的要职的决定。也可以免除某些要职职务的决定。这些要职包括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审计总长、会计总长、三军总长、警察总监、贪污调查局局长等。
三、如果根据内安法令成立的顾问委员会建议释放某名政治犯，而政府不同意，总统可下令释放这个政治犯。
四、如果总理拒绝批准贪污调查局局长继续调查某人进行调查、总统可以推翻总理的决定，允许贪污调查局继续调查工作。
五、根据和谐宗教法，政府可以向违反了和谐宗教行为这项法令的人发出限制令。不过，如果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resident Council for Religious Hamony）反对内阁的决定总统有权推翻内阁的决定。
总统在做出某些决定时，必须听取内阁的建议。宪法规定总统在行使有关储备金和重要人物职位人选的否决权时；必须听取总统顾问理事会（ Council of President Advisor）的建议。总统顾问理事会会由六名德高望重有法律知识的人组成。成员有两名由总统委任，包括主席；两名由总理委任；大法官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各委任一名。

根据宪法规定，内阁及政府有关的一切资料，总统都有权知道。但是总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与政府唱反调或批评政策。也不能按本身的意愿在公众场合单独行动，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除外，总统不能提出内阁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总统超越宪法赋予他的职权，总理或至少四分之一的议员可以提出动议，指总统故意违反宪法，动议如果获得半数议员的支持，大法官将委任至少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包括大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就国会对总统的指责进行调查，特别法庭裁决总统是否违宪后向国会议长报告，至少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通过，国会就可以罢免总统。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在1999年谈设立民选总统制度的看法说：“我在1980年代提议设立民选总统制度，是因为我担心几届来临大选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首先，我们的政府不能保证。政府不会有机会主义者或投机取巧者。一旦这种事情发生，我们30多年来积累的储备金，五年内就会耗掉。更糟糕的是部长干预高级公务员的遴选和任命，因为他们只要听话的官员。”

“所以，我们设计出一套机制，一种符合宪法的方式，不干预政府，而是纯粹属于戒备性和被动式的机制，以阻止政府做他不应该做的事，如消耗储备金或委任错误的人出任高级公务员，进而降低公共服务的素质。”

“如果总统是由国会选出的，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一个糟糕的政府只会选出一个糟糕的总统，我们又打回原形。所以我认为总统必须由人民选出，但所拥有的否决权有限。”

2011年8月28日凌晨四点半，4个陈总统候选人各获得了不同的选票，陈钦亮只取得百分之四点九的票数，被没收了4万8千元的按柜金。陈如斯则获得百分之二十五，陈清木医生获得百分之三十四点八，陈庆炎博士获得较多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以百分之零点三四个选票之差获选，陈庆炎博士将出任第七届新加坡总统。

陈庆炎博士在记者会表示，具体的成绩细节可留给政治评论员去解读，新加坡是以多数票当选（first-pass-the-post）的选举制度。对于这次的选举结果，他不认为是社会分化，而是社会的声音更加多元了。他表示将努力聆听来自各阶层的声音，并承诺会尽力在任内实现他在竞选时向选民许下的诺言。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与人力部长尚达曼先生说当新加坡的政治变得多样化，新加坡需要一个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总统，而陈庆炎能胜任这个职位，并扮演团结国人的角色。尚达曼先生认为陈庆炎不但有独立思想，也能对复杂的问题深思熟虑，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能站在政治之上并乐于为新加坡人谋福利。

陈清木医生强调自己虽然落选了，但将保持中立，继续密切关注本地的民生问题。他认为自五月7日的大选后国人然分化了，他希望自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

陈如斯吁请陈庆炎在履行总统崇高的职务时，发挥道德权威，为国人谋取福利，并修复社会阶层之间出现的深层裂缝，团结所有的新加坡人。

总统应存异求同，该是团结民心的时候了。

第一位总统：尤索夫 。伊萨——任期1965年至1970年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第一位受委任总统）
第二位总统：薛尔思。本之明——任期1971年至1981年（尤索夫在1970年11月23日逝世，薛尔思于隔年1月2日出任总统，直到他1981年5月12日逝世）
第三位总统：蒂凡那——任期1981年至1985年 （1981年10月23日，国会推举前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蒂凡那出任）
第四位总统：黄金辉——任期1985年至1993年（黄金辉在1985年9月2日接替蒂凡那就任总统，1991年11月30日民选总统制正式生效，黄金辉可以行使民选总统职权）
第五位总统：王鼎昌——任期1993年至1999年（王鼎昌在1993年8月28日举行的第一次民选总统选举胜出，于1993年9月1宣誓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
第六位总统：纳丹——任期1999年至2011年（纳丹在1995年和2005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成为在任最久的总统）

内容部分摘录自早报游润恬的《总统的可为与不可为》。登载于21/08/2011。

1976年落成坐落在欧南路地铁站外市区边缘珍珠山的一栋38楼高马蹄形私人公寓是当年最高的住宅，也是从欧南园进入市区最抢眼眸的地标。丹戎巴葛的达士敦坪的的达士岭(The Pinnacle @ Duxton) 的落成聚成新焦点，在推行的市区改造计划发展为五十楼高成为最耀眼的公共住屋建筑。它设有空中花园，在26层与50层个有两道空中走道连接一栋楼与另一栋，建筑物本身在每一个崭新独特的视角，它赢得了一个个世界公认的最佳公共住屋奖项，为新加坡建物发展局成立50年后在本土建筑史上构筑新的里程碑。

住在7座尖塔里头得天独厚的1848个单位的居民，最难得的不只能在高处远眺，能在空中步道跑步或闲暇步行。名人领袖也经常被带上眺望台欣赏一回市区的风貌，至诚致敬的佳赏今天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成果。达士岭脚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不断的变迁中，期许街区与城市街道如人的脉络分布，受保留建筑能唤起集体的记忆。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次的大选后，并将执政方针定于道路、住屋与教育等种种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1960年，林金山先生担任建屋发展局主席职位，他们经常拜访住在大坡及小坡的民众，了解下层贫困人民居住的环境恶劣，1961年在女皇镇第一个住宅区开始建组屋。当时人口只有一百六十万。1962年建立了2万1千2百32单位，平均每45分钟建好一个单位。

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大选中赢得丹戎巴葛选区。建于1963年的两座租赁组屋由李光耀总理揭开动土仪式。两座租屋于2001年8月接获迁徙计划。时隔40年，2004年5月29日达士岭预购计划通过，2005年8月12日由李光耀资政奠基。

李光耀资政于2009年9月2日为空中步道开幕时，当时的早报报道显示达士坪是最高价位的公共住屋。结合各个社区功能设施与地下停车场。包括超市、托儿所、食阁，还有最漂亮开敞的园景区与文物局共同设立的历史园区。
达士岭组屋价格
S1型 （四房式）：2004年推出时，售价介于28万9200元至38万9200元，当时已升到45万7000元至55万5000元。
S2型 （五房式）：2004年推出时，售价介于34万5100元至43万9400元，当时已升到54万5000元至64万6000元。

2009年12月13日完工，首批公寓住得以迁入。

2010年8月8日，李显龙总理在最高的51楼观景里室发表国庆演说。

我们今天的公共住屋成绩得到了全球的瞩目与赞誉，可是在这次的大选里也成为许多群众的焦点热门话题。5月7日险象环生的国家大选落幕后，此次选举被喻为行动党的分水岭，高瞻远瞩的执政党又该如何听取选民的意愿诉求?

1830年，丹戎巴葛的达士敦山与柯格山（Duxton Hill & Craig Hill）成为欧洲种植园主的豆蔻园，1835至1839年，蒙哥梅吕（J W Montgormerie）是英殖民地政府的的手术助手，买下了这块地，前园主把它称为Duxton。Duxton是一种木筑成的别墅， John Turnbill Thomson 在1844年绘制的测量图就有把岭上的别墅标在图上。

蒙哥梅吕把他的好友的名字Jose D’Almelda（左思狄亚美达）为这间别墅重新命名。他本人并不住在这别墅里，他住在另一间艾佛顿园区（Everton Estate）的别墅。今天的艾佛顿路与艾佛顿园既是以这别墅为名。蒙哥梅吕于1856年得了霍乱去世。他的土地被拍卖。

1830至1840年代，马六甲海峡海盗猖獗，1842年，亨利。岌巴（Henry Keppel）海军少尉在马六甲海峡剿匪时将船停靠在这里，发现这个深水港，他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可以开辟为深水港。1886年建成称为新海港。

1879年，莱佛士填土计划开始进行；把丹戎巴葛附近的华理士山、帕玛山（福德宫–海唇大伯公庙所在–Palmer Hill)与安祥山(俗称翠兰亭–Ann Siang Hill)等铲平用来填平直落亚逸湾的沼泽地，建成商业区。

亨利。岌巴在1900年再造访新加坡，他已是海军上尉。当时的新加坡代总督瑞天咸爵士（Sir Alexandra Swettenham）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就将新海港易名岌巴海港。建于十九世纪的岌巴海港为新加坡带来了繁荣的经济。1963年岌巴海港也于新加坡海港局成立后接管，1968年8月23日后改名成吉宝造船码头。吉宝船厂迁至裕廊，丹戎巴葛成吉宝港湾由于租约问题也将停止，这里将获得重新发展。

1900年建成的新加坡克兰芝铁路(Singapore Kanranji Railway) 火车总站在丁路（登路–Tank Rd，丁路是八邑会馆潮州人的文献记载），铁轨经乌节路过蒙克山(Monk’s Hill)到纽顿圈（Newton Circus），穿过武吉知马到克兰芝的柔佛海峡岸边。

新加坡海岸的商品需要建立铁路来运输。1906年到1907年，这铁路由登路 （Tank Rd）向南延长，穿过浮罗西贡达珍珠巴杀附近，经过达士敦山、史波帝斯园,直落布兰雅到亚历山大砖窑。这段穿过达士敦坪到丁路的铁道由于穿过市区时太吵杂；部分铁路在1912年至1914年拆毁。1913年，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把铁道两旁的地段以414万元卖给马来联邦。

1932年，丹戎巴葛火车站启用，登路的火车站停用。1948年，马来联邦成立，新加坡铁道局正式易名马来亚铁局。

1965年，新加坡政府宣布独立。两国还是根据以前的铁道合约，把铁道两旁25公里范围属地签订了999年地契。这项条约终于在2010年取得协议交换几块黄金地段。

2011年7月，丹戎巴葛到兀兰火车站将走入历史。丹戎巴葛火车站将保留为国家古迹（National Mounument）。

1963年岌巴海港也于新加坡海港局成立接管，1968年8月23日后改成吉宝港口。吉宝船厂过后迁至裕廊，丹戎巴葛海湾由于租约问题也将停止，这里将获得重新发展。

艾佛顿园与达士岭

硕莪巷是否因为卖硕莪米而取名不得而知。但是我曾看过牛车水的老人在晒硕莪米。因为南洋马来食品中有用硕莪（Sagu）米做成的糕点。娘惹糕点中也有用它做成糕点。有人用它煮绿豆汤。潮州人用来祭祀拜祖先也使用硕莪圆（称为斜鹅米或斜鹅圆），但却没想到竟是南洋带入中国的食品。

随从郑和下南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所载，南洋满加拉国有一种沙弧树，其根皮经浸澄后作称沙弧米，可做饭吃。后来学者认为沙弧是sagu的音译。沙弧树应该是西谷椰子（sago plam)的棕榈树。这种热带棕榈树属于高株植物，树干粗大可从树干中木髓提炼出硕莪，即沙谷米。也有人说沙弧树是印尼或沙朥越的野生棕榈树。

在宴席后最好吃的甜品蜜瓜西米露算是南洋特产吧！甜甜的椰汁配上橙红的哈密瓜，越来越多的甜品店有这一道哈蜜瓜西米露；香港的甜品有一道杨枝甘露，沙谷米与柚子加入椰奶与磨碎的绵绵冰，炎热的午后一种沁入心扉的凉快。

话说阿soh(嫂)我在清晨六点到了火车站，售票站还未见售票员，我在等待中其他八个阿嫂相约在戎巴葛地铁站会合。六点三十分，惺忪睡眼的售票员把售票站的灯开了，一列等候多时的人龙开始前进，这头买了票，我的手机开始响了，那头“紧张大嫂”慌张报告有个朋友说睡过头了，正在勿洛截德士。

七个阿soh(嫂)来到火车站时间是六点五十分。商量一番后决定六人先上车，我和“紧张大嫂”留下来等，万一赶不上七点十五分的火车便搭八点三十分的班次，询问之下，八点三十分的票也售完了，我想朋友既然来不了就再想办法到新山去和其他六人会合。

眼见手表出现七点十分，火车就要开了，“紧张大嫂”一面望着表，一面向铁栅前的火车查票员说：“先生等等好吗？我的朋友5分钟就到。”

火车站查票员回答是：“不不，火车不会等人。”

手表已经是七点十五分了，“紧张大嫂”说：“先生等等好吗？我的朋友5分钟就到。”她还竖立起五根手指“就五分钟，行吗？”

火车查票员回答是：“不不，火车要开了。”随即把铁栅拉上了。

就在他拉上铁栅的一瞬间，似乎象片子停格演出，我的朋友还是竖立五根手指“五分钟，行吗？”

我这一转身过去的一刻，友人就从门口冲了进来，“紧张大嫂”马上把铁栅拉开，我们一起冲到检阅证件处，那些工作的人员也向我们招手，快快在出关卡片上盖了印，我们奔向轧轧开出的火车，最后的一刻登上了火车厢，车上的六个阿Soh喜出望外，高兴得的拍起掌來。

喘了一口气，迟来的阿 Lian soh (莲嫂）说着有惊无险的德士奇遇，原来七点在勿洛截上德士的马来司机听说阿Lian soh (莲嫂）要赶火车，竟然说:
“放心，去火车站的路我熟，你呢？现在开始祈祷；要是快速公路出口的两个交通灯不会是红灯，你还赶得上。”

眼见第一个交通灯过了，第二个交通灯祈祷也让过了，到了火车站前的一个路口，马来司机说:“放心，这里没交通摄像机，也没警察，我来个U转，你从这门口进去，希望你的朋友会等你，祝你路途愉快！”

这样生动的描述，大家都笑翻了。偏偏在大家想也想不到的画面比电影的放映拉阔手法还要出色，‘爬地龙’的惊喜好比欢乐时光，还比东方火车的情节更戏剧化。

1981年，我们为那梦想驶向小城的的夏天，隆隆的火车从丹戎巴葛火车站开动，火车里没有空调，闷热的卧铺也能感到火车轮子在枕木滑过的上下颠簸。睡不着却也掩不了要到小城去的无比的快乐的心，我们就是打着文艺青年旗号的登山队伍。

小城的火车站就在昔加末，登金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黄昏里在东甲扎营，就是金山脚下的一片稻田里感受到了大地的广袤。莫道少年轻狂，只为一个深深的青青田野的呼吸。

大地的梦土与田野，交织着青春放歌的无拘无束。露营的篝火燃起，口琴伴奏的悠扬声里，我们的歌声从山谷到溪涧，从森林到原野。谁也不管天高地厚，在虫鸣声里、月亮与星星就和我们一起暮天席地。

难忘是那一天在山上扎营，跑来了野猫，翻了我们吃剩的食物，我们出来时竟看到满天星斗，像一条小河的闪烁，老大吹起口琴“星星索”。“呜喂，风儿她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诉说我心里的思念。。。。。。”顿时，我们的心与宇宙豁达融成一体。

李资政也这么问道：“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何时落下？”

资政说，他最近阅读基督教的婚姻誓言，其中一句话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即“无论病痛或健康、无论结果如何，都爱他、照顾他、珍惜他，直至生命的尽头”（To love, to hold and to cherish,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for better or for worst till death do us apart）

资政庆幸两夫妻共同经过的61年岁月，谈到在李夫人卧病在床的两年，他说:“我告诉她，我会尽量陪伴你，能多久就多久。这是人生，她是明白的。”

去年李夫人柯玉芝走了，李资政灵堂送别的一幕让人不无感动。真是铁汉也柔情，我们看到的是鹣鲽情深，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温柔。

今天看电视节目中国达人的一个46岁蒙古男子姜仁瑞的说他要跳孔雀舞，因为雄孔雀才会开屏。样貌平凡的他手舞足蹈，身上的孔雀羽毛随音乐慢慢的开屏。起先三个评审员都给他画了个叉。原因是他虽发明了一件开屏的道具，他们认为换一个美女跳回出色点，他不是一个舞者，是个器械工。

可是他说了一句话，感动了全场的观众。他说；“我老婆瘫痪在床三年了，我为了逗她笑，所以发明了孔雀开屏的机器，要上台表演。”霎时，许多人感动流涕。他的两个女儿在登上台上讲述父亲熬夜制作机器一点点的焊接直到半夜；也为父亲的执着与坚持而感动。

坚持要上台表演只为了表达对老伴的爱，他说:“老婆大人，我们在一起二十几年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永远要照顾你。还有照顾好两个女儿。”

虽然不是甜言蜜语，真情却感人肺腑。包括一个在电视机前的我眼泪不受控制流下了。

最甜甜不过蜂蜜，最浓浓不过爱情。问世间情深几许？直叫生死相依？

在大巴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厅的一片幕墙有一大幅的画，有组屋社区、有小河流水，由每一位建屋局员工的烧陶制作砌成。这是庆祝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五十年周年纪念的项目之一。
大厅墙上还有一幅在80年代由书法家潘受挥毫之墨宝赠给建屋发展局收藏这样的一首诗
写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录自杜甫的茅庐为风雨所破诗句，视角恢宏，挂在大厅的正中，尤其发人深省。
（城市发展与空间）
（新加坡公共住屋建设发展蓝图）
1960年建物发展局从新加坡信托局手中接过棒子；在林金山先生的领导下马不停蹄为国人提供城市公共建筑物及邻里商业中心的目标前进。（中峇鲁住宅区）
（河水山住宅区）
六十、七十年代许多的甘榜逐渐消失在铲泥车下。但是今天的市容与公共组屋的建设 却为我国赢得国际赞誉。公共组屋从实用性提供基本的住屋需求到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配合了功能性到质量，同时结合环境节能与绿色住宅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载。 2010年，丹戎巴葛的达士敦坪组屋 (pinnacle——颠峰) 的落成聚成新焦点，五十楼高组屋有空中花园，组屋之间有连接的中间层空中走道，在每一个角度都给人一种器宇非凡的感觉，它赢得了一个个世界公认的最佳公共住屋奖项，为本土建筑史上构筑新的里程碑。

从当年丹戎巴葛的两座组屋到如今朝建造100万个组屋单位迈进，建屋发展局推出的组屋已在质和量上有很大的改变。为完整记载我国的组屋发展史，当局出版刊物来记录所走过的50个年头。这本刊物《我们的家园：为国家提供住屋的50年》(Our Homes: 50 Years of Housing a Nation)在2010年11月14由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在建屋局举行的慈善晚宴上主持推介仪式。

从1960年的2月1日，建屋局成立后，以一个国家的机构在不同的时段提供不同的住屋需求，制定每一个五年的计划都为我国的公共住屋设立了稳固的根基。50年的公共建屋经验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

在六十年代，为一个拥有 200万人口的国家兴建一房一厅或二房一厅的租赁房屋供应人口增长的紧急需求。建屋计划在大规模的迁移与土地征收计划下积极展开。

在1964年开始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组屋卖给人民。“居者有其屋” 的计划在一个国有土地与操控房屋市场价格，由国家出售低廉价格组屋的计划在第一个卫星镇女皇镇建立不久后提出。

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个卫星镇也在大巴窑如火如荼的进行建设。卫星镇有更完善的道路、商店、市中心、公园、图书馆、公共游泳池、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

在1968年提出以公积金购买组屋的制度，把更多中等入息的家庭纳入拥有出售组屋者的行列。

1969年，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租赁的一房、二房或三房的组屋里。建物发展局在十年内建了约5万五千个住屋单位。

七十年代，填土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勿洛新镇，宏茂桥、义顺、后港、淡宾尼等渐渐的建立新的组屋区。三房、四房式的销售组屋普遍受欢迎。

八十至九十年代，一个个新的市镇理事会建立了，社区有了更好的提升家居环境也充满了活力。

到了九十年代，已有超过百分之八十四的约300万人口住在不同类型的组屋内。年轻夫妇申请新组屋更选择大房子，以五房式、公寓式、双层单位最受欢迎。有三代同堂或与父母靠近的或三个孩子的家庭也享有优先购买权。九十年代中兴建的乐龄公寓也为不愿与子女同住的乐龄人士有了较好的家居选择。

根据人民收入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建屋局不断的调整房屋的规模、设计、改进住宅环境，提出翻新家居单位及电梯翻新设施计划；旧社区也提出选择性整体重建、邻里翻新计划。

新加坡统计局《1995年至2005年人口搬迁报告》建屋发展局已经为约百分之八十四的国民提供了约80万间公共住屋。

步入2000年推行了新型组屋的预购组屋单位后建造制度，根据市场75%的预购需求而建造。

2003年3月建物发展局推行设计与私人发展商一起发展的项目，屋主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打造我们心目中的优质住屋。建物局的发展项目从容地过渡到一个拥有健全设施的社区，一个人们负担得起的新型组屋阶段。

2005年定下“再创我们的家园”计划也为旧社区注入新活力。善用地理环境及特有风貌，来打造每个组屋区的独特形象，让每一区的风格更为鲜明，更引人入胜。建物发展局与新加坡文物局联合为旧社区保留人文集体记忆；结合历史传统风貌融入现代化设计的公共住屋环境。

2010年，濒水建筑建设计划还在大力进行，榜鹅的构筑水道；河畔住宅及义顺的重新打造水上公园的概念成了提升住宅周围环境的大标题。生态组屋与花园住宅也在杜生区成了新的地标性公共住屋建筑，有攀爬植物的绿色景观；步入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领域。

目前共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9万个单位的公共组屋里，其中占95% 为建屋局直接 销售新建组屋或转售购屋的屋主。

我祝愿建屋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民谋福利，让我们的家园更具有人文关怀、更迈向“可居城市”的标杆。